01.
逼仄的空间、密集的人口，很久没有听说的气溶胶传播，在城中村发生了，而且，据说有人大半年未做过核酸检测，有“红绿黄三色码”混住，有人对抗管理擅自突破“水马”逃离封控区。
这让城中村的问题再次被关注，怎么看？怎么办？
很显然，单位空间内的人口达到一定规模，超过临界值，如果秩序和管理跟不上，必然会发生很多问题，之前是藏污纳垢、现在是病毒传播。类似广州这样高度城市化，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大都市，前期高速发展后进入了“平台期”，一定要警惕城市治理的脆弱性。
近几天，网文对于广州防疫，对于城中村的评价，均给予宽容的一面。表面看，城中村是大都市现代化的瑕疵/伤疤，但城中村保住了底层人群的体面：500元可以租到一间房，5元可以吃一顿饭；找不到工作的，失业的，退到城中村，就能留在广州，也意味着还有未来和希望。
这就是一个城市的弹性和温度。而且，城中村的存在，降低了大广州的运营成本，比如公交、环卫、安保、物业、家政等，事关每个市民的吃喝拉撒、衣食住行，都受益于此。判断一个城市发达与否，并不是强者的高度有多高，而是对弱者的兜底是否到位。这么讲，很有道理。
02.
但是，疫情管控，不仅需要极强的社会治理能力，更需要每一个人把自己当作一个市民来看待，要维护和遵守基本的社区秩序。但是，从城中村疫情防控反映出的问题，我们才发现，集体意识的缺失、公共秩序意识的淡泊（甚至无视）、基层社会治理之乱，在城中村是何等严重。
作为一线城市、国家中心城市的大广州，为何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呢？
这就要回到城中村发展的脉络。我国的城市化“两条腿走路”，一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正规城市化，表现在商品房层面；二是微观层面自发推动的城市化，也是非正规城市化，表现在城中村大规模扩张。改革开放以来40年，这两条城市化路径并行演绎，各搞各的，相安无事。
不过，城市政府一直在默认和利用这种非正规的城市化。比如，有了城中村，就不用给外来人口提供保障房、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。同时，在推进工业化、提高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、降低城市公共服务运营成本等方面，作为廉价的劳动力，外来人口发挥了巨大的、不可磨灭的作用。
注意的是，两条城市化路径并行不悖。城市政府在默认和利用的同时，并没有真正将后者纳入到城市治理中。所以，我们看到，城中村人群集聚，仍保留着乡村特点的亲缘、乡缘模式。问题是，他们的生产已经融入到了工业化分工中，生活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社群、社区的模式中。
社区治理缺失，或者有短板。久而久之就导致，尽管肉身在城市、社区，但缺乏集体意识和市民意识、淡泊甚至无视公共秩序。在城市化快速推进期，问题不会暴雷，反而被高增长所掩盖，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红利所掩盖。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的平台期，积累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。
03.
本次广州城中村集中的疫情，去年发生在长沙的自建房倒塌问题，表现形式不同，但本质是相同的。折射出来的问题是，到了要重视城市治理和社区治理“死角”的时候了，且刻不容缓。
长期以来，当城市范围要扩张，就遇到了征地，并需要将城市公共服务覆盖到被征地的范围。但是，短视主义、短期主义一直在作怪，就选择了绕道和避开，将问题留给后来人和未来。
于是，尽管被大潮卷入了城市化和工业化，但却被城市公共服务所遗忘。城市公共服务没有覆盖到，就不会在大家共享城市公共服务的模式下，培育大家的“秩序意识”。正门不开，旁门就一定会开。于是，自发但混乱的社会治理、社区治理，就在城中村诞生，并一直存在。
疫情下的城中村乱象，就是这种异化的社会治理所结下的苦果。新时期，不管是实现高质量发展，还是共同富裕，需要更加重视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。延申到微观层面，就是提高社区治理能力。广州，有一半房子是城中村，一半人口住在城中村。试想，能绕开吗？
其实，近期大搞保租房，本质上就是将城市的公共服务、集体意识、秩序意识，注入到城中村，补上缺失已久的短板。过去城中村的出租模式下，一旦租赁关系发生后，村民和村集体不管租客在干嘛，有没有违规行为（如黄赌毒、小作坊等），甚至丢给二房东，只要收到租金就行了。
这种模式下，街道想要搞人口管理、疫情防控等，很难得到配合。机构将房源统租为保租房，基于租赁全周期（出租-运营-退租）管理，人口和租赁信息上平台，再到必要的公共服务配置。逐渐地，公共意识、法制意识、秩序意识就慢慢到位了，这是城中村治理的可行路径。
但是，由于一直在默认和利用，治理严重缺失，违法建筑多，管理和公共服务上的欠账也多，保租房在城中村落地比较艰难。希望这次疫情是一个触发事件，能带来城中村治理上的变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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